2011年，小额信贷在资金紧张的条件下异军突起，吸引着许多投资机构和投资者纷纷进入，部分城商行也陆续开始以小额信贷作为发展的主要战略，小额信贷占信贷资产的比例从不到10%发展到目前的50%，甚至更多。
　　作为微型金融，小额贷款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尽管如此，我国小额贷款的发展仍然缓慢，市场环境也亟待改善。

缺少政策支持 发展举步维艰
　　银监会的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全国还有3302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网点，另外，还有两个县和8213个乡镇只有一个金融机构的网点。我国县以下银行业机构存贷比为56.3%，比全国低12.72个百分点；农村人均贷款不足5000元，比城市相差10倍多；农村银行网点平均每万人0.36个，而全国的银行网点平均每万人1.34个。
　　目前，中小企业信贷矛盾比较突出。从获贷情况看，我国银行的企业贷款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大企业和中型企业，比例高达80%以上；而较小规模企业，则80%以上与信贷无关，规模在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其贷款额占企业贷款总额的比例不足5%。
　　 在日前举行的“宜信2011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上，被誉为“中国小额贷款之父”的杜晓山教授在被现场媒体记者问到“中国小额贷款为什么发展十分缓慢”这个问题时，他毫不避讳地指出，“中国现在的小额贷款之所以举步维艰、寸步难行，就是因为缺少政府的支持，以及与小额贷款相关的政策法规不健全。”
　　通过多年来大量的走访和研究，杜晓山教授坦言，“现在中国小额贷款的普及情况不容乐观。”
　　“农户很难真正借到钱。” 杜晓山对小额信贷的现状这样感叹道，“对于很多贫困农户来说，你借给他5000元，或者更少——他们就能脱贫致富，彻底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仅仅是这几千元，他们想要借到都比上天还难。”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有些有借钱需求的农户的住所距离最近银行业机构甚至有好几天的路程，而且他们的贷款额度很小，又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抵押，只能望洋兴叹。
　　 面临这样问题的不光是农户，还有那些艰苦创业的小微企业。
　　对此，杜晓山认为，“政府应该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或者建立一系列比较客观具体的奖惩措施。吸引那些拥有很强实力的企业的目光，让他们注意到小额贷款行业上来。”杜晓山如是说，“现在很多大企业，已经注意到了小微贷款行业，但多数都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没有人真正愿意进去。这个时候，政府的支持才是关键。” 
　　在具体谈到小额贷款公司未来的发展时，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汤敏指出，作为国家政策来说，建议要有国家层面的关注，并建立协调机制，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制定相关政策并实施管理。
　　他认为，在具体管理上不搞“一刀切”，并进一步完善其外部发展环境。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碧指出，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能部分弥补小企业贷款不足，部分弥补县域经济的金融服务不足问题，但对贫困地区农户贷款，还需要有一批公益性小额贷款公司和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的出现，以解决市场失灵非常严重的地方的问题。

小额贷款机构面临问题仍多
　　 除了一些硬性政策支持外，小额信贷机构自身面临的经营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目前，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的身份尴尬、融资成本高、税负重等难题以及小额信贷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同样值得关注。
　　不少专家、学者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小额信贷业务在小微企业融资、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正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小额信贷面临的经营难题和存在的一些潜在风险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上海一家做个人对个人的小额贷款公司CEO詹姆斯告诉中国商报记者，“由于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十分旺盛，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两三个月以后就将全部资金贷出。”
　　但是，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的机构，目前缺乏相应机制能帮助小额贷款公司从其他金融机构得到较大规模的批发贷款，持续发展所需的资金长期困扰小贷公司。而且小额贷款公司并不属于“金融机构”的序列，这种“身份不明”的困扰，直接导致小额贷款公司承担了比一般商业银行高得多的税率。
　　有专家建议，将小额信贷组织进行公司制改造，给予小额信贷组织“合法身份”，并探索成立小额信贷的批发资金，同时适当减免小额贷款公司税收。
　　的确，小额贷款机构正在成为信贷市场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有必要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般而言小额贷款机构的利率较银行利率要高出一些，加之内控机制不如银行等金融机构完善，存在较大的信贷操作风险。
　　 一位多年从事农村金融工作的谢先生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在发挥小额信贷“鲶鱼效应”和金融服务补充作用的同时，有关监管部门也应当加强监管，避免信贷风险的发生，让小额信贷机构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有些非法“地下钱庄”也打着“正规小贷公司”旗号招摇撞骗，也应引起监管层的注意。